一九六八年冬天，北京姑娘陈秀兰登上了开往河北沧州的火车。她那年刚满十八岁，梳着两条辫子，穿着一件半新的蓝棉袄，怀里揣着母亲塞给她的二十块钱和一块肥皂。临上车的时候，她妈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到了那边儿，别逞强，别跟人吵架，实在不行就想办法给家里写信。”陈秀兰笑着应了，心里头其实压根儿没当回事。她从小在北京城里长大，胡同里跑大的，什么没见过？去农村就去农村呗，她觉得自己什么苦都能吃。

火车晃荡了好几个钟头，窗外的景色从楼房变成平房，从平房变成土坯房，最后连房子都快看不见了，只有白茫茫的盐碱地和光秃秃的树。陈秀兰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收了起来。到了沧州市区下了火车，她站在站台上，看着那低矮的站房和坑坑洼洼的土路，心里头已经凉了半截。等再坐上拖拉机，一路颠簸着往村子里走，她的肠子都快被颠出来了。同行的几个女知青，有的已经开始抹眼泪。陈秀兰没哭，她咬着嘴唇，把眼泪憋了回去。

到了村里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村支书是个黑脸膛的中年人，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黑棉袄，操着浓重的沧州口音，把她们几个女知青领到了一处院子前面。陈秀兰抬头一看——这院子跟村里别的房子不一样，别家的房子都是土坯的，矮趴趴的，这家居然是砖房，灰砖灰瓦，在周围一片黄泥墙中间显得格外扎眼。院子不大，四四方方的，四面各有一间房，围成一个规规矩矩的小院。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，没有杂草，没有杂物，连一片落叶都看不见。陈秀兰推开房门，里面有一张木床、一个柜子、一张桌子，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最让她意外的是，这院子居然有厕所——农村旱厕，但好歹不用跑到野地里去。

“哎哟，这房子不错啊。”陈秀兰回头跟同屋的孙小梅说。孙小梅也笑了，说：“看来咱们运气好，村委会还挺重视咱们的。”几个女知青叽叽喳喳地铺床、放行李，晚上点着油灯聊天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谁也没注意到，这院子的四面墙上，没有任何窗户——每间房的窗户都朝着院子开，外面没有窗。也就是说，从院子外面看，这四面全是墙，像一个封闭的盒子。

第三天晚上，出事了。

那天晚上几个女知青聊到十点多才睡。陈秀兰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忽然被一阵尿意憋醒了。她推了推旁边的孙小梅：“小梅，小梅，陪我去趟厕所。”孙小梅嘟囔了一句，不情愿地爬起来，披上棉袄。陈秀兰摸到门边，拉开门栓，把门往外一推——

她的脚还没迈出门槛，整个人就僵住了。

院子正中间站着一个人。

月光底下，那人穿着一身黑乎乎的大棉袄，棉袄上全是补丁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头发乱得像一团枯草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他低着头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正中央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手指微微弯曲，像是在抓着什么东西。陈秀兰看不清他的脸，但她能感觉到——那人在看她们。

陈秀兰猛地往后一退，一把将门摔上，“咣当”一声，插销都差点没插上。孙小梅还没反应过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陈秀兰指着门外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孙小梅趴在窗户玻璃上往外一看，也吓傻了。那男人还是站在院子中间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，像一棵被钉在地上的枯树。两个人挤在窗户后面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盯着那人看了好几分钟。那人就是不动，连姿势都没换过。

“他……他是不是村里要饭的？”孙小梅小声问。

陈秀兰摇了摇头。她也不知道。月光底下，那人的棉袄上有一块块深色的渍迹，看不清是泥还是血。他的鞋是黑布鞋，鞋面破了洞，露出脚趾头，脚趾甲灰黑灰黑的，像是很久没有修剪过。他就那么站着，低着头，像是睡着了，又像是在等什么。

又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人终于动了。他没有朝她们这边走，而是慢吞吞地朝院子对面的墙根底下走去，脚步拖沓，像是鞋底蹭着地面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走到墙根底下，他的身影被墙挡住了，再也看不见了。陈秀兰和孙小梅在屋里等了十几分钟，才敢把门推开一条缝往外看——院子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两个人壮着胆子，抄起门后的烧火棍，一路小跑着去了厕所，又一路小跑着回来，把门反锁了两道。那一夜，谁都没睡踏实。陈秀兰躺在床上，耳朵竖着，听着院子里的动静。风刮过墙头，呜呜的，像是有人在哭。

陈秀兰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，也许是村里的流浪汉走错了院子。可没过几天，那人又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