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育良听到这句话，眼角的笑意深了一些。

他看了一眼陆云峥怀里的书，三本全是经济学专著，最上面那本是考茨基的《土地问题》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，书脊已经开裂了，用牛皮纸糊了一层。

“考茨基？”

“第二国际的理论家，现在读他的人不多了。”

“正因为读的人不多，才更要读。”

陆云峥说，“你不读他的书，你就不知道他错在哪里。”

高育良看着他的眼神变了。

不是惊讶，而是一种“这个人果然不简单”的确认。
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高育良问。

“还没。”

“那正好，我请你。

食堂的红烧肉今天应该还有，去晚了就没了。”

陆云峥没有推辞。

两个人并肩穿过梧桐道，往食堂的方向走。

傍晚的风吹过来，带着九月特有的那种干燥的暖意，把法国梧桐宽大的叶子吹得哗哗作响。

路上的人不多，大部分学生已经吃完了饭，三三两两地从食堂方向往回走，有的手里还拿着搪瓷缸子，边走边喝水。

高育良走得不快，步子很稳，每一步的间距几乎都一样。

现在就有了以后省三的些许气质。

陆云峥注意到这个细节――这个人走路都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感。

“你是哪人？”

高育良先开口。

“西北方人。”

“西北方哪儿？”

“小地方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

陆云峥笑了笑，把话题拨转回去，“你呢？”

“汉东本地人，汉东省东山县。”

高育良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在克制某种情绪。

“东山县，”

陆云峥重复了一遍，“靠海的那个？”

“靠海。穷海。”

“我父亲是渔民，打了一辈子鱼，没上过岸。

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。”

他说“第一个”的时候，语气还是很平静，但陆云峥听出了那三个字背后的分量。

不是骄傲，不是炫耀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必须扛起来的责任。

两人走进食堂。

这个点已经过了用餐高峰，打饭的窗口前排着稀稀拉拉几号人，红烧肉的队伍果然还有，但也不长了。

高育良让陆云峥去找位置坐下，自己去排队。

陆云峥找了一个靠窗的角落，把书放在桌上。

食堂里灯光昏黄，白炽灯泡外面罩着一层铁皮灯罩，光线只往下照，把每一张桌子都照出一圈光晕，光晕之外的地方都是暗的。

空气里弥漫着饭菜的味道、煤炉的烟气，还有湿漉漉的、刚从水房拖过地的水泥地面的潮气。

没等多久，高育良端着两个搪瓷盘子过来了。

红烧肉，白菜炖粉条，两个窝头，两碗免费汤。

他把一个盘子推到陆云峥面前，自己坐下来，筷子在桌面上顿了顿，对齐了搁在盘子边上。

“你刚才在图书馆看的也是这本书？”

高育良一边夹菜一边问。

“对，考茨基写的《土地问题》。”

陆云峥说。

“考茨基对土地问题的分析，后来被列宁批判得很厉害。”

高育良说这话的时候，用的是陈述句，不是提问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试探。

他想知道陆云峥对这些批判是什么态度。

“列宁的批判是对的，考茨基确实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