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但考茨基有一个观点，列宁没有完全驳倒。”

“什么观点？”

“土地问题的本质不是土地本身，而是土地上的人。”

陆云峥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边吃边说。

“考茨基说，你光分配土地没有用，你要解决的是农民的生产方式问题。

给一个农民一亩地，他还是用锄头刨；

给他十亩地，他还是用锄头刨。

生产方式不变，分配再多也没有用。”

高育良放下了筷子。

他看着陆云峥，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有一种很专注的光。

“你这个角度，很有意思。”

“我读《法理学》的时候也想过类似的问题。

法律也是一样――你光制定法律没有用，你要解决的是人的法治观念问题。

法律条文写得再漂亮，大家不遵守，那就是一堆废纸。”

“所以马克思说，法不是凭空产生的，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。”

陆云峥接过话头。

“你的生产方式是什么样的，你的法律就是什么样的。

封建社会的法律保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，这不是因为哪个法律家聪明，而是因为经济基础变了。”

“可经济基础不会自己变。”

高育良说。

“它需要人来推动。

列宁说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。

谁掌握了政权，谁就能改变生产关系，谁就能制定新的法律。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。”

陆云峥放下筷子，身体微微前倾。

“政权改变了，生产关系改变了，法律也改变了。

但然后呢？

法律制定出来之后，它会对经济产生反作用。

好的法律促进经济发展，坏的法律阻碍经济发展。

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，不是谁决定谁那么简单。”

高育良沉默了几秒钟。

食堂里有人在收碗，搪瓷碗和铁勺子碰在一起，叮叮当当地响。

远处有人在喊“谁的衣服收了吗，下雨了”，声音从门口传进来，又远又模糊。

高育良慢慢地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”

“法律和经济是互相塑造的？”

“不只是互相塑造。”

“是互为前提。

没有稳定的法律秩序，经济不可能长期发展。

你今天赚的钱明天可能被没收，你今天签的合同明天可能不算数，谁还敢投资？

谁还敢扩大生产？

反过来也一样。

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原有的法律体系就会不适应，逼着你改革。

你看看西方的经济史，每一次大的经济转型，都伴随着法律体系的变革。”

高育良的眼睛亮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个角度，我从来没想过。”

“我也没想透。”

陆云峥说。

“只是觉得这个方向值得琢磨。”

高育良重新拿起筷子，但没有夹菜，而是用筷子尖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。

“我在公社当文书的时候，见过一件事。”_c